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，铜陵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，高举抗日旗帜，投入抗日热潮。特别是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这个三年，是铜陵革命力量大发展时期。党的组织发展了，军队发展了，群众组织发展了。那时在铜、繁、南一带我们占优势，有新四军主力部队一支队一团，二支队三团，三支队五团驻守铜陵。
皖南事变后，铜陵处于困难时期，最困难的是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。这两年，铜陵坚持抗战的斗争很艰苦，环境恶劣。敌前天门山、董家店、朱村、大尖山、张家冲、长龙山、顺安、玉楼山、鲢鱼山等地有日寇汪伪军据点；敌后陶村、坝埂头、犁桥、汀洲、胥坝、铜官山、扫把沟、新庙、铜陵县城、老洲、章家洲、大通等地都有日伪军据点；日伪顽相互勾结，狼狈为奸。经过一九四一年的斗争，一九四二年的形势稍有好转。但到了一九四三年夏季，崔光汉、陈孝顺、王三麻子等公开投敌做了汉奸，客观上造成了形势比一九四一年更恶劣。由于铜陵大队在敌前敌后积极打击日伪，打击国民党自卫队，消灭了朱村、陶村等清乡队，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，革命形势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抗日战争胜利后即一九四五年秋季，因主力部队奉命北撤，当时皖南留下的近四百人的部队，从十月就开始陆续进入青阳、南陵、泾县、太平、石台、黟县等新的游击地区。留下坚持铜陵地下斗争的干部和部队就更加艰苦了。
一、 铜陵党的领导
一九四一年冬季，皖南特委调我到铜陵敌后县委工作。皖南事变前，我在铜陵县青年抗敌协会工作。皖南事变中，我突围到无为县白茆洲根据地。
一九四一年三月间，皖南特委李步新同志，组织部长张伟烈同志找我谈话，要我去繁昌工作，打开局面，建立政权。一九四一年七、八月间，繁昌成立了两个县委：繁昌敌前县委和繁昌敌后县委；敌前县委书记李铁民同志，组织部长王文石同志，军事部长金涛同志，宣传部长是我。当时，皖南特委机关驻繁昌敌前县委的朱冲地区，李步新和黄耀南等特委负责人都在朱冲、周冲等地。国民党五十二师勾结日伪，多次在夜间包围偷袭朱冲、五杨冲等地。
李步新、黄耀南两同志又找李铁民、王文石、金涛和我四人谈开展工作的问题，大体是，孙村、周冲、朱冲等地的斗争必须坚持下去，留王文石同志在这一地区负责，同时指出，工作区域必须向东向西发展。向东发展，成立南、繁、芜工委，由李铁民、金涛同志负责这一地区的工作，李铁民任书记；向西发展，成立铜繁边区工委，我任书记，罗起等同志为委员。要铜繁边区工作连成一片，同时要设法在十里厂建立交通联络站，打通大江南北的来往线路。
一九四二年冬，铜陵敌后县委成立，书记张世杰，副书记朱农，宣传部长陈尚和。这时，皖南特委又要我担任铜陵敌后县委组织部长，同时仍兼铜繁边区工委书记。皖南事变后，皖南出现了一段黑暗时期，斗争极为艰苦，惨痛的历史教训，要认真记取。
一九四二年，铜陵敌后斗争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。巩固了原有凤心、石佛、民和、汀洲、忠信、安平、胥坝等地工作；恢复了柴塘、羊山、董家店等地工作。开辟了十里厂、望江垄、永丰圩、流潭圩等地工作。我们重新组织了游击队，开始只有十几个人，由朱荣生同志当队长，张怀远（后叛变）当副队长。有了这支游击队，积极打击日伪顽、镇压汉奸，提高了群众斗争情绪，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抗日队伍，游击队很快就发展壮大了。当时铜陵敌前县委书记是王卓同志，组织部长汪明（后叛变）。铜陵敌前有一个大队，大队长是巫希权同志，大队政委是杨明同志。
一九四三年春，敌前、敌后县委合并，成立了铜青南县委，张伟烈同志任书记，杨明同志任副书记兼铜青南大队政委，朱农同志任组织部长，我任宣传部长仍兼铜繁边区工委书记，许达抱同志为铜青南县委委员兼青北工委书记。
一九四三年秋季，张伟烈同志抽调特委任组织部长。这时，铜青南县委，书记杨明同志，副书记朱农同志，我任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，程式同志任宣传部长。
一九四四年春节期间，皖南地委在无为白茆洲中垄召开了四个县县委书记、组织部长会议，即无东县委、无南县委、南繁芜县委、铜青南县委。杨明同志和我去参加了会议，这次会议，地委总结了一九四三年的工作，对铜青南县委提出了工作要求：要积极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武装，扩大敌前根据地，巩固敌后根据地的建设。
一九四四年夏季，皖南地委在无为白茆洲五号召开会议，铜青南县委是杨明同志和我去参加的，南繁芜县委是陈云飞同志和张世杰同志参加的，还有皖南支队团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。会议开了四、五天，主要是汇报工作、总结经验。当时，皖南的形势是大发展的形势，铜青南地区也是大发展的形势。一九四四年，铜陵包括青阳、南陵一些地方在内，有党员一千二百至一千三百多人，党组织在铜陵的每个乡都建立了。原来工作最薄弱的董家店那里，以及靠近荻港那里的永丰圩、十里厂等地，到一九四三年前后也建立了党的支部。党员较多的在民和、凤心、石佛、安平、忠信、犁桥、顺安、朱村、天宝等乡，每个乡都有党的支部组织。乡支部书记兼任民兵指导员，区委书记兼任民兵教导员。
一九四四年夏季，皖南地委决定，杨明同志任铜青南县委书记，张世杰同志任副书记，朱农同志任组织部长，李可夫同志任宣传部长，傅家盈同志任县委委员、总队副。这时，我已调到南繁芜县委工作了。
一九四四年，大约在秋季，皖南地委、皖南支队司令部从无为白茆洲南迁，进驻铜陵舒家店，加强了皖南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。
二 、铜陵武装斗争的发展
铜陵武装斗争从一九三八年起，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一直没有停止过，部队的发展，有时快，有时慢，波浪式的向前发展。虽然日寇和汪伪多次反复搜索、扫荡，但铜陵的抗日武装斗争发展了。皖南事变前，新四军主力部队一支队一团，二支队三团，三支队五团，均先后进驻铜陵，党派干部到地方，领导地方武装发展。
一九三八年章啸衡同志组织了沙洲游击大队，有四个中队，四、五百人，以后叶为祜同志组织的游击队，地方民众前后参加游击队的大约有六、七百人。一九四二年组成铜陵大队，大队长巫希权同志，政委杨明同志，大队副叶为祜同志。下面有三个中队，一中队队长杨宁同志，二中队队长陈栋同志，三中队队长查富德同志。
皖南事变后，一九四一年、四二和四三年间，铜陵敌前、敌后的斗争是异常艰苦的。面对敌、伪、顽的多次包围、清剿的现实，由于有党的领导，群众的支持，特别是有本地干部居多的特点，铜陵的抗日武装不仅坚持了下来，而且武装队伍还得到了发展壮大。这期间，地方游击队前后几次上升到主力部队，据不完全统计，全县参加新四军的大约近千人，这是铜陵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。
在新四军主力部队与地方抗日武装的密切配合下，打击与消灭敌伪军，很多战斗打的也非常漂亮。一九三九年新四军一团在朱村，全歼敌人二、三十人，缴获两挺机关枪、数十支步枪及其它武器，彻底摧毁了朱村的日军据点。一九四〇年秋天，日寇扫荡铜陵凤凰山、三条冲等地，新四军三团在新桥头消灭敌人数十人，缴获了很多武器。一九四二年，我军消灭新庙伪军据点，全歼伪军。一九四二、四三年，铜陵大队打掉和消灭国民党钟鸣区区公所、陶城乡乡公所、凤凰山乡乡公所、朱村乡乡公所、自卫中队或清乡队，摧毁这些据点，扩大了根据地，大长了我军的战斗力。
在艰苦卓绝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，我们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、革命战士和党的干部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。特别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，范家湾战斗，大队长巫希权同志，大队副叶为祜同志，区委书记罗建新同志，税务局长陈孝恺同志等，一共牺牲了二十八位同志，给铜陵部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。还有陈益卿、徐一焕、孙太然、汪俊美等同志被捕，在凶残的敌人面前，他们坚持斗争，英勇不屈，壮烈牺牲！今天，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，回顾这些艰苦岁月斗争历史的时候，更加怀念这些牺牲的战友和同志 … …
三 、铜陵的政权建设
一九四一年，铜陵敌后政权建立了有我们党直接领导的两个区政府：一是沙洲区政府，一是凤心区政府。沙洲区区长程式同志，凤心区区长陈益卿同志。陈益卿同志被捕牺牲后，凤心区区长由姚少英同志担任（代理）。
在敌前，有顺安区，区长孔亚东同志。一九四二年又成立了童埠区区政府，区长陈中民同志。敌前有茗山、天宝、朱村、顺安、湖城等乡；敌后有民和乡（乡长胡觉非）、石佛乡（乡长郜德恩）、栖凤乡（乡长崔应爵）、忠信乡（乡长查道仁）、汀洲乡（乡长包善贤）、犁桥乡（乡长文义祥）、流潭乡（乡长姚少英），洲上有胥坝乡（乡长古焕时）、安平乡（乡长叶为贤）等政权组织。从一九四四年夏季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，铜陵县全境，除日伪军的据点，我们都建立了区、乡政权。
一九四三年秋冬之际，根据形势的发展，皖南特委要我兼任“铜青南办事处”主任。一九四四年春夏之交，在镇压汉奸崔光斗等人时，我以铜青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现场作了讲话；为震慑汉奸卖国贼，并以“铜青南办事处”的名义发了布告。
当时上面有“临江办事处”，是皖南行政领导机关，机关驻地在无为县。一九四三年办事处主任是张伟烈同志，副主任陈益卿同志。临江办事处管辖铜陵、繁昌、无东、无南等四个行政办事处。铜繁一带还有个船舶管理处，专管船只的。
一九四四年秋季，皖南地委机关进驻铜陵，随之成立了皖南专员公署。一九四四年“铜青南办事处”正式成立，主任张世杰，不久改为铜陵县抗日民主政府，这是皖南较早的、完整的抗日民主政权，县长张世杰同志。皖南专署专员先是江干臣同志，后是江靖宇同志。
专员公署驻张家冲，地委机关、支队司令部驻上山缪村。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北撤前，是皖南大发展时期。
在皖南地委领导下，南繁无、铜青南、泾南、南芜等地区，同贵东、贵西基本上连成了一片，这是皖南事变后最好的兴旺时期，党组织发展了，部队壮大了：皖南支队有两个主力团，铜青南、南繁芜、泾南、南芜等地区，还有一个大队。有县政府、区政府、乡政府，政权巩固了，根据地扩大了！
四 、铜陵抗日群众组织
一九三八年我们铜陵的每个乡都建立有农抗会、青抗会、妇抗会以及民兵武装（当时不叫民兵，叫猎户队）等抗日群众组织。皖南事变前，铜陵青抗会主任是周坚凯，副主任是王陶安，我是组织股长，牧承前是宣传股长，胡绍祖是后勤股长。皖南事变后，王陶安、牧承前、胡绍祖三人都叛变投敌了，牧承前还做了国民党铜陵县县党部书记长，成了可耻的军统特务。
铜陵县青抗会有一个青年抗敌宣传队，二、三十人，队长周坚凯同志兼任，副队长由我兼任。宣传队员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，如姚惠芬、王明亮等；其中，王明亮同志在皖南事变突围时牺牲了。
一九四〇年夏季，铜陵敌后成立了青年抗敌委员会，周坚凯兼主任，我兼副主任。尔后，又建立了青年营，营长陈孝恺。
一九四五年春节刚过，皖南地委在铜陵县上山缪村召开了三天农民代表会议，会议由黄耀南同志主持，梁金华同志讲了话。
铜青南是朱农同志去的，南繁芜是我去的。这次会议还选举了皖南农会的领导机构。
铜陵地区的抗日群众组织也是同党的组织一样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是在同日伪顽坚决斗争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，在发展过程中也遭受了三次大的破坏。第一次，皖南事变后，铜陵敌前、敌后遭到破坏；第二次，一九四三年夏季，崔光汉、陈孝顺、王三麻子公开投靠日寇当了汉奸，带日伪反复扫荡捕捉我地方党员干部；第三次，在抗日战争胜利皖南新四军北撤后，铜陵的党组织、群众组织全面遭到了破坏。
在坚持中开展斗争，在斗争中求得发展。统一战线是一大法宝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铜陵党组织的统战工作是卓有成效的。有些开明士绅及一些中小地主，能站到我们一边，对付日寇和吴智和的汪伪军。有的帮我军传送情报，买我军急需的紧缺物资等，有了这方面的帮助，才能使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。
对日寇汪伪及汉奸要坚决打击消灭外，还要创造条件争取瓦解他们。这方面，分化铜陵的日伪军工作也做得比较好。必要时，派可靠的党员干部打进敌人的内部，是重要的手段之一。有一段时期，我们通过关系，派进到敌人内部去进行工作。地下党员姚昆林同志就打进了张家冲日寇据点，使我们掌握了一些日寇的行动，避免了较多的损失。坝埂头在伪警察所工作的共产党员陈贻卿同志，还是在坝埂头鬼子洋行工作的共产党员胡大坤同志，黄兴圩当伪保长的共产党员陈国泰同志，都是领导动员他们打入日伪军中进行工作的。他们出色的情报工作，为我军的下一步行动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
铜陵县城有个保长马玉栋，他家住在东门五里亭附近，他常在城内收集日伪顽的活动情报，因情报翔实，对我们的行动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在铜陵县的中心地带，有两个天然湖泊 —东湖、西湖。
这两个湖泊中间有水道相通，实际上是连成一体的。抗战时期，我们利用这一天然屏障，开展游击斗争，取得了绝佳的成效。同时，为避免日寇伪军的残害，为沿湖百姓跑反，提供了安全的隐蔽场所。一九四三年的冬季，有一次，日伪准备扫荡东湖、西湖，马玉栋先生及时把消息传送到我们的手中，我们部队作了准备，避免了重大损失。
顺安伪警察所所长周世德也是共产党员，他的情报工作做的也是非常好。我们坚持敌前斗争，他将敌人的行踪摸的十分清楚，为掩护我党的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张家冲日伪军据点，除了姚昆林同志，我们还派了共产党员佘春喜同志，共产党员陈良恺同志，他们在伪军中，一个是班长，一个是副班长。他们的情报工作同样做的出色。张家冲是日寇的大本营，正因为他们的苦心工作，使我们能及时掌握敌情，取得了斗争的主动权。
抗战八年，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。以五千万伤亡为代价，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。我们要世世代代纪念这个伟大的胜利！
作者：陈爱曦 整理：姚新年